海上客的时光笔记

2011

        今年（2010年）是我大学毕业十周年，也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十年前，我清晰地记得为了找工作大家纷纷在毕业前给自己添置了一个叫CALL机的东西，火柴盒大小，只要它响一下，你就要赶紧往最近的电话亭跑。黑屏的手机要再过些日子才成为人们流行的用品，更不用说彩屏的了。十年前，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系里很多男生因为迷上了一个叫“QQ”的东西而天天夜不归宿。我也在朋友的怂恿下申请了一个7位数的QQ号，可没过两年就被人盗走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个叫做“亿唐”的网站画了一个美丽的女孩的背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伊妹儿”。十年前，我们的电脑操作系统叫做“WIN97”。前不久我重装了一次系统，单位的信息管理员告诉我：“我给你装了最新的WIN7”，我一时纳闷：“WIN7不是十年前就有了吗？”   十年前，我22岁，为了送别大学同学，我连续几个夜晚没有好好睡觉，站台上我们相互拥抱抱头哭泣。十年后，我32岁，我时常面无表情地在十字路口等红路灯，我憎恨城市拥挤的交通，我会晕车，我会昏昏欲睡，我会失去生活的欲望。我不再会为什么事情哭泣，即使自己实在不爽，我也只会在内心里让自己忍耐再忍耐。 十年间，有些同学失去了联系，有些同学还一直会想起。           十年前，我喜欢校园民谣，喜欢跟最好的朋友在充满桂花香的校园里谈论人生和文学。那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内心强大，相信文字的力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在心里我一直坚信做学问乃是我人生最大的理想。         十年后，我依然喜欢民谣，依然敬仰大师，但终于无奈地发现文学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尴尬位子，就犹如阑尾一般，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不再有伟大的文学，也不再有纯净的校园，为了一个沉闷死板的工作我朝八晚六。我时常内心惶恐，我怀疑自己和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样，都只是碌碌无为的庸人而已。   十年前，我相信纯真的友谊和珍贵的爱情，相信真爱是用金钱无法买来的。十年后，我觉得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很有道理。但有时，我仍然无法让自己变得成熟甚至世故，因为我时常在梦中看到十年前那个自己。   十年前武汉的新建商品房房价2000块一平方，十年后上海的房价20000块一平方，还是老公房。   十年前的那个千禧年之夜，龟山脚下的马路挤满了人群，很多都是武昌各个高校的学生。大家相互祝福，美丽憧憬，听黄鹤楼的钟声回荡在茫茫的荆楚大地。现在，当年的那批大学生应该很多都离开武汉了吧，北上或者南下，也许我们会再次相逢在某个车站，但我们一定不会认出对方。         十年后，为了躲避上海世博会盛大的开帘卷西风幕式和庞大的客流，我和妻以及两个朋友特意驱车离开上海，一头扎进了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我们不再憧憬，不再喜欢热闹，也不再拥有激情。 十年前，我在江之头。十年后，我在江之尾。            十年前，我们试图了解社会，有些东西在我们眼睛里是神圣的，比如出版一本书，比如举行一次选举。十年后，我放弃了这个企图。“你永远不可能完整了解这个社会。你所需要的只是按自己喜欢的去做。”我在饭桌上神侃，但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 十年前，我们很二；十年后，我们很孙子。 …… 十年前，我憎恨抽烟的人并且很少喝酒。十年后我依然很少喝酒，但是因为曾经喝伤过胃。 十年前，我没有谈过恋爱。十年后，我即将迎来自己的女儿（也许是儿子）。 十年，3600天，86400小时。这是一个人的十年，也是一个时代的十年。我无法用好坏去评价，也无法用假设去推理。面对现实，也许正像某位哲人说的：“我们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变深刻了而是深刻地变了。”     

    6月25日，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北京逝世。吴先生与我既非亲故也无师学之谊，非要说什么牵连的话，只能说我曾是个美术爱好者。 当一个画家，大概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儿时喜静不喜动，不知受了谁的影响，渐渐喜欢上了画画，一个人在家没事的时候，照着小人书、画报上的形象临摹几张，得了周围邻居的夸奖。后来学校来了位美术老师，似乎是从省美院毕业的，利用暑假开了个美术兴趣班，自己也欣欣然加入其中，便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什么是美术。从基础的线条练习到构图透视，从临摹教材上的作品到对着石膏像写生，小到如何用美工刀削铅笔、修改画面最好的是隔夜的馒头而不是橡皮等等，都要一一学起。现在想来原来基础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我至今仍喜欢闻画室里那股松节油的气味，合着调色板上五颜六色的色块，仿佛就是画者的灵感在光与影、线条与色块之间漫不经心地舞动。 小学五年级那年，几所总后子弟学校搞了一个联合比赛，我临摹的一幅国画居然得了第一，这虽然不是我学习美术过程中得到的最高的奖，却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一那年我得了个湖北省少儿书画比赛的佳作奖，然而我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差），当一个寻找和发现美的画家，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关于未来的理想。 初中后，随家迁至襄樊，学画的经历也未曾停止。先是跟着学校的一个年轻教师学色彩，后又跟着襄樊二中的一位老师学国画，画画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舅舅见我喜欢国画，便经常在暑假的时候带我到汉口的交通路（相当于上海的福州路）选购文房四宝和国画教材。也曾有过偷偷帮同学画了美术作业交上去结果被老师拿了与自己的作业一起在橱窗上展示的经历，却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 不久到了高中，课程一天紧似一天，到高二文理科分班的时，我选择了文科，不得不放下心爱的美术，专心高半夜凉初透考。高中三年是乏味的三年，虽然最后我如愿考取了大学，但从此我和心爱的美术便分道扬镳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自己高半夜凉初透考落榜，第二年就转去考美院，以自己的文化课成绩，只用专心准备专业课就行了……但如果只是如果，这只是心里头的一念而已。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如今家里的笔墨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几十本曾经爱不释手的美术教材，现在也不再翻起。我最近一次发挥我的美术才能，是在新家装修需要一面背景墙的时候，而这与画家这个理想已经毫无瓜葛了。 吴先生的作品曾经令我心醉，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用极繁复的线条或是极简单的色块表现的江南水乡，实在是令人钦佩。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描摹与再现，而体现着一种“繁到极时便是简”的人生哲学，比起陈逸飞笔下的周庄完全是两个层面。 吴先生是极谦虚的一个人，他不仅吸取了谢稚柳、柳亚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能将西方绘画手法表现出强烈的东方韵味，“东西贯通”这就是他难能可贵的，可是他还以“我负丹青”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想想，因为生计、金钱等客观原因放弃理想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大家面前，我们才是辜负丹青、辜负年华的惭愧人！      （二） 易中天先生在近日的博客《远逝的雷声》一文中谈到，吴先生晚年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多深刻与尖锐之语，（按：吴先生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虚假的繁荣”，实际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还公开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画院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建议取消各级美协和画院。）不过易先生只是可惜这些尖锐之语在当今中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思想有什么用呢？能帮我们找工作吗？能帮我们还房贷吗？能帮我们拉到客户吗？能帮我们脱颖而出吗？不能。那又何必要？所以，即便是讲先秦诸子，都恨不得你能扯到市场营销上去。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生财之道、竞争策略、职场经验和政治权谋，顶多再加一点“心灵鸡汤”。所以，这不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甚至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时代。何况就算有思想，又如何呢？塑料的眼睛也看不见，水泥的脑袋也想不通。 易先生又说，“我无意批评大众，大众并没有什么错。首先，对于任何人，谋生都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大众选择什么，关注什么，是他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你不能因为他不知道吴冠中，就说人家低俗。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都思考”，却总要“有人思考”。按照社会分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所谓“精英层”和“知识界”。如果这个阶层和界别的人，居然也是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满腹的功利，一脸的麻木，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明天？ 此言诚然！社会日益浮躁和物化，就越发显得吴冠中、易中天、陈丹青这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珍贵了！（2010年7月2日）  

在大学毕业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充满了迷惑和彷徨。即使那时候的工作压力以及对社会的了解和现在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我们似乎一时间还很难摆脱白衣飘飘的时光结束后的忧伤。G也是如此，从她给我的来信和电话中可以想象，一个娇弱的女孩在举目无亲的他乡，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困难。G说她那时候最经常听的一首歌是莫文蔚的《阴天》，独自一人带着疲倦在晚自习结束后的黑夜里，慢慢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忧愁当中。 现在，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多少觉得有些无病呻吟。但是所谓“忧愁”不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一种青涩和迷茫吗？我们的快乐是简单的，我们的忧愁也是简单的，没有尔虞我诈，没有鸡毛蒜皮。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研，两个人相隔的距离近了。我曾受邀去临海看过她一次，整个人开朗了许多，但一个人在那里发展多少还是孤独的。 临海回来后没多久，突然接到G一个同事也是朋友的电话，说她和一个学生恋爱了，希望我能劝一劝她。一个中学女老师和一个高中男学生，完全是电影里的情节居然出现在我最好朋友的身上。在震惊之余，我赶忙联系远在海南的朋友，召开了一个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交给我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棒打鸳鸯！ 当我忧心忡忡地再次来到临海，G却依然像一个没事人似的，她没有隐瞒什么，但一切都是那么轻描淡写，仿佛没什么了不起似地。我忽然想起那年她剃光头时的表情，其实她一直都没有变过。男孩也来了，小眼睛、歪肩膀、牛仔裤，一看就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一代。也许他知道我来者不善，带着警惕的眼神打量着我。完全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怎么可能？！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服G的，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说服她。“我们都知道要用批判的精神对待那些文学里的悲剧，为什么一定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少有的事情呢？”她的诘问让我无话可说。是啊，我们曾经批判《红楼梦》《安娜卡列林娜》那些世俗造成的悲剧，为什么反过来我们又用世俗的眼光对待生活中的爱情呢？ 望着目光坚定的G，我只好将朋友们的一些叮嘱的话一一转告给她，她知道这是大家的关心，这是大学友谊的延续，但一切取决于她自己。我只能气势汹汹的来，忧心忡忡的回去。不过我希望我们是错的，这样G就不会受到伤害。 后来，他们度过了最为困难、身份也最为尴尬的一个时期。一年多后，G考上了杭州的研究生，那男孩也高中毕业考入美专，两个人终于可以以学生的身份走在一起。 我时常去杭州看她，G似乎越活越小了，满口都是蜡笔小新似的腔调，她们一起做饭、一起逛街、打情骂俏，快乐得和寻常情侣一样，有时候甚至我也忘了他们之间有8岁的年龄差距。 去年年底，终于接到G要结婚的电话，那时我也刚刚进入婚姻的殿堂。我们没有像多年老友那样说一些深情款款的祝福，甚至也没有好好喝上一杯喜酒。也许，忙碌的事务和琐碎的生活已经让我们有些忘记了曾经单纯而忧郁的时光，但看着身穿红色旗袍的G和她年轻洒脱的老公在席间穿梭敬酒的样子，我想现在的她一定很幸福，只要幸福这就足够了。

   新年开始，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博客。一是这段时间太忙，从元旦过后没有一个双休日完整休息过，加班、开会、赶稿子，一个接着一个；二是中国博客网有好些日子都打不开，最近国家网络“扫黄打非”力度很大，很多正常的网站和论坛也不能上。我从2003年左右开始在中国博客网上安家留宿，到现在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虽然我知道这个网站不是国内做博客做的最好的网站，但是人一旦做的久了就不想换了，从最初“c’est la vie”的界面到野草般的青春再到现在的主题，几乎记录了研究生以来的点点滴滴，有些甚至自己过后都忘记了，真的称得上是一本“时光笔记”了。再说，要把上百篇文章搬家出来，实在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只好在心里默默祈祷这家网站不要“被黄掉”，借着正义的名义干一些不正义的事情，带来的不一定是赞美，也许是失望。 1月9号，大学同学G在杭州办婚宴，我这个“死党”是跑不掉的。还好家里住的离南站近，睡到9点起来，就带着老婆上了开往杭州的动车。G是我的老同学，关于她我实在是有很多话可以说。在车上无聊的时候，我板着手指算了算，我和她已经认识了13年了！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着实吓了我一跳，13年，不仅意味着你对朋友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了如指掌，也意味着你是她（或者她是你）青春岁月的一个标本、一个参照物，就像是月台上的一个站牌，窗外田野里的一棵树，眼睛里分明看着，却越来越远，越来越长，扯出一段没有返程的旅途、没有终点的记忆。 我和G认识是在大学。她是我们寝室的女生联谊寝室的一员。那年头，大学里还依稀残留着80年代文学热的气息，大家作为“后70”年代人（特指75年以后出生的70年代人）还很单纯，虽然有联谊寝室这会事，却很少往男女朋友方向去想，不像现在大学里谈恋爱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只是不知道联谊寝室这号“纯友谊”的事情还有没有？我们的联谊寝室5个女生4个来自海南，唯一一个不是海南的女生就是G。记忆中她的个子小巧玲珑，皮肤白皙，齐眉的短发有些偏黄，常常隐藏在四个开朗活泼的海南姑娘后面少有言语，看上去还像是一个没有完全发育的中学生。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女孩却一度在我们中文系中成为焦点。 那时候，金钱还不曾成为大家的关心的焦点，我们怀揣着文学梦的少男少女们关心的是“盛唐气象”、“悲剧美学”、“反思文学”这些抽象而感性的话题。于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一份现在我连名字也记不起来的文学期刊，仿佛自编自导自演的明星一样。只不过那时候连电脑也没有（互联网、伊妹儿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才出现的。），我们的文学期刊，无论诗歌、小说，全部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坊间流传，现在想来真是简陋之极。就在这些简陋的手抄本中却寄托着大家在青春期独有的梦。G是其中踊跃投稿的一个，也因此受到男生的好评。但真正使她在同学中“家喻户晓”的不是她的文章，而是一个冬天里的一堂古代文学课。作为大课，古代文学的教室被设在某间宽敞而明亮的阶梯教室。记得那天正是雪后，料峭的寒意合着校园里的腊梅香一起时不时地渗透进教室。200多号人很快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只等教授唐宋文学的老教授的到来。G和另外一个同学出现在教室门口，她头上戴着一顶帽子，然后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突然人群中开始议论起什么事情来，大家纷纷得向后张望、寻找着什么。原来平时寡言少语的G把帽子摘掉，居然只剩下一个无比夺目刺眼的光头！失恋、抑郁、疾病，各种猜测随之而来，当我们作为好朋友问起她的时候，只有无所谓的一句：“我想剪光头就剪了。”大学教育已经把一个温良内向的农村女孩培养成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女性。 大学毕业是一生中最伤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纯情、太认真，太把感情（无论是什么感情）当回事，长长的月台上留下了太多依依不舍的牵挂和泪水。我常想也许这就是70年代人和80年代人的不同吧，我们不像80年代人那么潇洒、那么个性、那么没心没肺。在结束了一段突然来临又迅速结束的“黄昏恋”之后，G奔赴了遥远的浙江，与黑板粉笔为伍，与吴山点点愁的山水做伴。

她的音乐很容易让人喜欢，特别是那些喜欢优雅情调的小资们和那些敏感而脆弱的都市女性们。无论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咖啡馆里，还是宁静的独自一人的雨夜，亦或是热情的海边、等待飞行的机场，她的音乐始终充满了爱的力量，像午后的阳光不温不火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上，有一点暖意，有一点慵懒，更有一点对生活的怡然自得。若不是她的姓名，很难想象，这样充满阳光的轻快乐章是来自日本，那个总是弥撒着樱花般的忧伤和凄美的国度。 很多中国的歌迷熟悉小野丽莎是由于电影《天下无贼》中的那首《玫瑰人生》，或者05年左岸咖啡馆的那首俏皮、轻快的广告曲《可爱的你》。然而相对于英文和法文歌曲，其实小野丽莎的葡萄牙语歌曲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反映Bossa Nova音乐的精神内核。Bossa Nova（波萨诺瓦）原本就是一种融合了巴西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Cool Jazz）的“新派爵士音乐”。虽然波萨诺瓦并非纯正的美国纽奥良爵士，但作为拉丁爵士的一种，它的旋律简单，曲风轻快舒适，善于营造浪漫的情调和氛围，因此显得格外迷人。出生在巴西的小野丽莎，从小就在父亲经营的俱乐部里接受拉丁音乐的薰陶，也难怪她如此热衷于Bossa Nova。小野丽莎自己也认为，“我非常恪守和尊重巴西的音乐，坚持用葡萄牙语来演唱最正统的Bossa Nova，也一直觉得这是最适合的语言。” “柔和”、“安静”的Bossa Nova无疑非常符合小野丽莎作为东方女性的恬静气质。1989年，小野丽莎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Catupiry》，宣告了自己的波萨诺瓦音乐之旅的正式启程。而同时，小野丽莎也用她个人的气质丰富和扩大了Bossa Nova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作为日本Bossa Nova的女王，小野丽莎的波萨诺瓦少了一点拉美音乐的奔放、热情，而融入更多东方人细腻柔和的情感。小野丽莎曾说过，日本的冥想对她的波萨诺瓦有很大帮助，她希望她的音乐能够给听者以自由的感觉空间。并且，小野丽莎保留了巴西桑巴那种阳光中甜甜的味道，而少了传统爵士乐的忧伤和艰涩。这种东西方气质的融合，使得小野丽莎的Bossa Nova更加女性化、更加具有亲和力，尤其迎合都市女性的浪漫口味，也使得小野丽莎相较于其他爵士乐歌手，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受到主流音乐市场的欢迎。 有人会觉得，小野丽莎的歌缺少变化，听多了会有点“闷”，有些平淡。艺术往往如此，有人可以从容驾驭各种艺术风格，而更多的人则钟情于其中的一种，比如约翰丹佛对乡村民谣的执著；诺拉琼斯对灵魂爵士的偏爱，这正是歌手所坚持的东西。而从198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开始，小野丽莎就对波萨诺瓦音乐一直保持着恋人般的热爱和专注。她每年都有新专辑发行，一直坚持到现在。而小野丽莎能够20年一直受到全世界的肯定，不仅仅在于无数的咖啡馆拿她的歌声作为最佳的背景音乐，也不仅仅在于她得到了巴萨诺瓦的代表人物Antonio Carlos Jobim等人的青睐，共同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在于她的歌声里始终有这样一种力量，简单的旋律、轻松的哼唱，不刻意、不张扬，让越来越多习惯了匆忙生活的都市客慢下来，停下来，安静下来，微笑起来。 事实上，小野丽莎也从未放弃过尝试新的元素，特别是加盟EMI以后，她的音乐视角更加广阔，尝试以波萨诺瓦的表现手法演唱各国的经典名曲，夏威夷音乐、法莫道不消魂国香颂、非洲音乐、中东音乐等，她都一一进行了音乐采摘。比如2005年发行的《浪漫嘉年华 Vol.1》、《浪漫嘉年华 Vol.2》和《浪漫嘉年华 Vol.3》的3张专辑，就是分别体现了古巴、墨西哥等不同的拉丁音乐元素。不变的是Bossa Nova式的浅吟低唱，但正如一杯拿铁和一杯卡布基诺，虽然彼此相近，却又各有不同，个中滋味只有细细品尝的人才能慢慢体会。 听小野丽莎的歌声，很容易让人想起另外一位日本爵士女声——藤田惠美，一样的来自日本，一样的充满女性的柔情，一样的令人陶醉。所不同的是，藤田惠美更让人记住的是她的声音，干净、空灵，犹如林间清澈的溪水潺潺，尘埃不染，相较于莎拉布莱曼的美声天籁，又多了一些东方女性的含蓄、秀美。而小野丽莎的歌声虽然略显沙哑细小，却更加轻松活泼、有时甚至是缱绻甜蜜，充满阳光照耀下闪闪细细的金子般的质感，流露着对现世生活的欣赏和热情，如果说，藤田惠美的歌曲（比如她的《挪威甘菊》专辑）更能引起我们对自然的感悟，那么小野丽莎的音乐则更具都会气息，她的音乐代表着爱恋之声，像男孩送给女孩的一束热情的大丽菊，伴着暖暖烛光和喃喃私语，在花瓶里美丽地开放着，一如那些被Bossa Nova渲染过的王家卫电影、村上春树小说，让人觉得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幸福。 毋庸争论小野丽莎是否称得上爵士乐大师，也不用因为她被肤浅乏味的小资所标榜而感到无奈。也许你讨厌那些惺惺作态的“淑女”，但你一定不会反感永远纯洁的奥黛丽赫本；也许你厌倦了咖啡馆里那些无病呻吟的空谈，但你绝不会放弃品赏一杯上等咖啡的机会。如果你需要安静，如果你对生活仍然充满热情，你可以选择她，柔和、舒缓、充满阳光的小野丽莎。特别是在岁末，一个白色圣诞节的前夜，牵着相爱人的手，一起去听她的演唱会，当温柔的节奏响起，让那些温馨的日子一幕幕重现眼前，这是一个不错的圣诞礼物。 （本文已刊登于《东方艺术》09年12期，请勿转载用于其他商业媒体） 

    晚上下班在家闲来无事，把书柜上的书又整理了一遍，相册里新婚的照片也被我从前移到后，从后移到前，花架上的绿萝被搬下来，换上新买的茵茵的文竹，玻璃瓶里猩红的凤梨开得依旧娇美，宜家买来的发财树又被我套上了一个宜家的红色花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妻看着我走来走去，摇摇头说：“又开始了。”     是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喜欢收拾屋子的“癖好”。我时常盯着家里的家俱、书柜、灯具、竹帘看，走过去动一下，走回来，再走过去摆回来，像是在美术馆端详一幅优美的画，近看远看寻找那最相宜的视角。     家是我最新的艺术品。我一步步看它从一个陌生人的房间被清空被打通被重新铺槽重新刷漆重新点亮，家俱搬进来了，地毯铺起来了，竹帘拉起来了，六盏花蕾形状的白色小灯如风铃倒悬在空中，微风从窗外吹来，惹得几枝写意风荷在沙发后的隔断上微颤，似有墨香溢出。我已经不太记得原先这间小屋的模样，就像一个山野村姑洗净脸庞后，原来是小家碧玉一个。     新家的装修并不奢华，却也用了一番功夫，光是卧室里红色暗花的半透明纱帘就不知道花费了我几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卧室讲究隐私，却不唯独封闭，稀疏的竹帘和轻盈的纱幔内外将窗外与室内隔成两个世界，层层叠叠，却不断裂，犹如蒹葭美人，犹抱琵琶，仍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美。窗外的风景虽然不计算在平方内，但也不收费，是房间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清晨，当晨曦逐渐亮起，躺在床上睡眼惺忪地看到窗外一抹飘蓝，一排红屋顶，还有宛如顽童的鸟儿在啾鸣，也算是一种享受了。白天里，我把竹帘挑起，让温暖的阳光洒进屋内，某天，我发现窗上贴着的红色喜字竟被午后的阳光投映在了屋内的墙上。那心形的投影被时间一点点拉长，一点点移动，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隐喻，印在墙上，也印在心上。晚上，我下班回来，天色已浓，帘幔早被母亲拉放下，晒过的衣物上还残留着阳光的味道。而不远处隔壁小区的灯火却因为光线的错觉，像是点亮在黑黝黝的山上一样，星星点点，像繁星，也像渔火。      因为隔了一个小花园，小屋所在的楼栋与其他居民楼保持了一段难得的距离。从小屋的窗外望去，左侧是一条小小的河浜从小区围墙外走过，右侧则是层层的绿色，天气凉了还有银杏的明黄、枫树的暗红，中间露出深灰水泥砌成的小亭一角。我因此向妻开玩笑说：“我们家风水好，左青龙右白虎，以后一定家旺人旺发大财。”妻回头看看我笑了，没把我的话当回事。这段日子电视剧《蜗居》在荧屏上放得正火，电视剧里面的小两口和我们有一样的梦想，都想着发财，把小房间换成大房子，不能面朝大海，也要春暖花开。而上海的房价也在不知不觉中越长越凶，以小屋如今的身价，我和妻也只能望房兴叹了。也许这就是现实和梦想的距离，两者越是遥远就越怀揣梦想，越是遥远就越是珍视现实。      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是中学时爱读的文章，那时的我不曾想到自己会有怎样的居所；老狼的《同桌的你》是大学时最常哼唱的旋律，那时我也不知道未来自己新娘的模样。十几年后，文章和歌曲很久没有翻起，也没有唱过，而我现在却端坐在属于自己的小屋内，身旁新婚的妻子已经酣然入梦。我们曾经的理想实现了吗？还是渐渐远离？这算是一种矛盾，还是有趣的暗合？真的很难说清。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物质化、高房价的时代，一切的价值都以商品价格来衡量，一切的幸福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有人在为形而上的心灵痛苦而挣扎，而更多的人在活生生的生活而忙碌。关于肉体或者欲望的罪恶，已经说得太多，可是谁又来警惕心灵和精神上的恶魔呢？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因为现代人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而过分透支，因而提倡“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另一个人去善待”，我们何妨不将自己的灵魂也当作另一个人去小心审视呢？为什么自己那么多的欲望？为什么自己那么多的不快乐？为什么那么多人陷入抑郁当中，不可自拔？难道悲伤是我们的天性，还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善于趁虚而入的靡菲斯特占据了我们的灵魂？也许相比身体，我们的灵魂更需要安顿的空间。      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诗句——“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惟有如此，冷雨黄昏时候，家才给我们温暖；惟有如此，夜深人静时候，我们才能安然入睡。